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
授奖辞
时序更替，土地无声孕育着最坚韧的生命力。走出乡村、心系故土的创业者在热望与坚守中勇毅突围。长篇小说《立秋》以沉郁顿挫的笔力勾勒出城乡关系演化、商业伦理萌芽、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图景，以一座村庄的变迁见证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一个人的抗争映照千万人的精神求索。作品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剪影中，延续对得失、沉浮的内省和思辨，并在时节隐喻中注入对商业文明发展的伦理探索，为理解当代中国城乡互动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
2021年，一部名为《惊蛰》的长篇小说横空出世，成为原创文学领域的畅销黑马。这部寻求生命奋进力量的作品，彰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原力。
《立秋》是杜阳林继《惊蛰》之后创作的长篇新作。《立秋》不仅是对《惊蛰》主人公凌云青故事的延续和深化，也是作者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的一次深邃探索。在这部作品中，凌云青的形象从一个充满梦想的农村青年转变为勇于开拓的城市创业者，他的成长与蜕变与时代紧密相连，映照了中国城乡社会广泛而深刻的伟大变迁。
《立秋》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先后入选“今日头条·头条读书2024年1—4月好书精选”“文学好书榜2024年4月榜单”“第13届春风悦读榜年度图书：读者枕边书人气Top10”等图书榜单，荣获“嘉陵江文学奖·小说奖”“第三十二届华东文艺好书奖·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杜阳林新的长篇小说《大雪》即将完成，这部作品将聚焦主人公的返乡故事，形成“离乡—进城—返乡”的叙事闭环。
从“惊蛰”到“立秋”：
一个出走者的精神跋涉
杜阳林 | 文
我的长篇小说《惊蛰》与《立秋》，始于一段深植于生命土壤的记忆，最终却指向一个时代共同的精神漫游。读者以“用血泪写就的乡土史诗”来定义《惊蛰》，这让我有些惶恐和感动。主人公凌云青少年时在贫瘠的土地上，对知识近乎本能的渴望，的确承载着我个人以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然而，写作《立秋》，并非是简单的童年回望或续写成功史，它源于一个更持久、更锋利的叩问：当一个乡村之子凭借苦读“走出去”，在城市的巨浪中沉浮、搏击，他与故土之间那条精神的脐带是否依然坚韧？那份源自土地的韧性，如何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被磨损、被考验，乃至被重新锻造？从“惊蛰”的破土萌发，到“立秋”的沉淀省思，我想探讨的，是一个完整成长循环中所必须经历的获得与代价，是出走之后漫长的心灵跋涉。
因此，我坚持让凌云青“走出去”，这绝对不是对乡村生活的否定。恰恰因为我深爱并凝视那片土地，我才深知其作为精神原点的厚重与其现实存在的局限。乡村是根，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那个寒窗苦读少年命运必然的试炼场。
“走出去”是那一代人最真实、最磅礴的生命动力，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时代主题。这自然关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但在《立秋》中，我想呈现这一信念深化后的复杂面貌。知识是叩开城门的砖石，但改变命运的过程，远比一句口号沉重。它伴随着身份的撕扯、价值观的剧烈碰撞、传统人情伦理与冰冷市场法则的冲突，以及在看似成功的缝隙中不断疯长的乡愁与反思。
凌云青的城市创业与沉浮，是他用整个生命在继续书写“改变”的深刻内涵，即知识最终改变的，或许不仅是社会地位，更是一个人看待自我、连接故土与世界的视角与能力。
有读者曾注意到我笔下人物“护住一点光亮的执着”。在《惊蛰》的寒夜中，这光亮是油灯下对书本的痴迷，是绝境中不灭的期盼。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时而令人迷失的时代，这“光亮”于我而言，更接近于一种内在的“定力”。我希望读者从凌云青跨越数十年的故事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如何奋斗成功，更是一个生命如何在剧烈的时空切换中，努力辨认、擦拭并守护自己最珍贵的精神内核。
那可能源自土地赋予的质朴与坚韧，源自少年时代便埋下的对善好与公正的朴素相信。在高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源自生命深处的“执着”，它帮助我们抵御精神的漂泊与价值的浮泛，找到属于自我的那份踏实与从容。
△《惊蛰》故事发生地的原型碧龙观村杜家湾（杜阳林 摄）
这种对生命轨迹的完整书写，自然将场景从乡村延展至城市，形成了所谓的双向书写。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乡互动与融合，物理边界日益模糊，但心理、文化与伦理的边界却在发生更复杂、更深层的碰撞与交融。
这种书写要求我必须同时深入城市的肌理与乡村的灵魂，去刻画一个被两种文明力量拉扯与塑造的人。凌云青在城市中的每一次抉择，可能都带着乡土经验的烙印；而他回望故土的目光，又必然被城市生活所重塑。这旨在打破将城乡作为静态对立意象的简单叙事。
但这样的书写是否正在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共同体”的文学想象？我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尝试。这种想象，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也不是城市中心主义的俯瞰，它力图呈现一种流动的、混杂的、充满张力却又血脉相连的现实。它所描绘的，不再是静止的乡或孤立的城，而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精神场域，而人们在其间流动，情感与文化在其间双向渗透，个人的创伤与希望在其间共同生长。
△杜阳林的母亲省吃俭用，将茅草房建成了三间瓦房（杜阳林 摄）
文学的任务，或许正是为这个尚未定型、正在生成的“共同体”，提供鲜活的叙事注脚与深刻的情感图谱，记录下我们在这场巨大历史变迁中曲折蜿蜒的心灵轨迹。
从《惊蛰》到《立秋》，我书写一个人的出走与回归，一种精神的失落与寻回，最终期盼抵达的，是无数个“凌云青”在时代激流中，那安放自我的、辽阔而坚韧的文学故乡。
本文根据2025年12月7日杜阳林在“城乡文学的共生与再造——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立秋》分享会”当中的发言整理。